一季度中国神华净利同比增长18.4%

内容提要:肯尼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机遇下，进行了宪法体制改革，确立了主权在民、人权自有等的思想和原则，并建立了切实的保障制度，不但完善了肯尼亚的政治体制，对既有利益触动较少，对经济的破坏较小，还有力地推动了肯尼亚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的大发展。

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总论部分的原则或规则适合于行政法学各论部分，对各论部分的行政法制度构建具有指导意义。（三）行政过程论中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多样化传统行政法解释论是以民法中法律行为理论的类推而构建的，但是，并不能对应于作为复杂的组织行动的行政过程。

第三，忽视了直接相对方之外的利害关系人。其一是以各个行政活动所具有的规范性含义或规范性理论构造作为标准，将这些行政活动分为各种类型分别进行说明，这是对行政活动在横向上的分类，通常被称为行政法学总论。具体而言，存在着以下问题：(1)行政行为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问题。日本行政过程论的产生源于西德行政法学，是德国最近行政法研究倾向之一，强调重视作为过程的行政。[50]杨海坤等：《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例如在法国，公共行政与私活动、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涉及到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之间在诉讼案件管辖权方面的划分。此外，湛中乐教授的博士论文《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33]以行政过程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将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与原则及制度置于同一系统中加以考察，其中简单介绍了日本行政过程论的研究成果。[83]罢免、弹劾、免职通常也是个别位置的调整（内阁辞职除外），但对这些位置上的人是先撤下来，再换新人上去，缺位则不需要撤——这些位置已经出现了空缺，它所需要的只是填补（任）。

对国务院总理的监督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其闭会期间属于其常务委员会。对副总理、国务委员的监督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其闭会期间属于其常务委员会，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副总理、国务委员也只有监督权而没有任免权，此时任免权与监督权是分离的。议会之主要的权能，与其谓在于立法及预算的议决，无宁谓在于其批评的任务，尤其是代表国民对政府表示信任或不信任的意思，为其最重要的存在的理由。[16] 杨舶华等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70页。

[84]但在实行罢免制度的国家中，免与任的程序相同或相似，通常强调的是民主性，罢免的议决主体是人民或代议机关，包括代议机关自己提出、自己投票决定，代议机关提出、通过后交付人民投票决定，部分人民连署提出、交付全体人民投票决定三种形式。[66] [美]凯斯·R 孙斯坦著：《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36] 亨利·丁·亚伯拉罕著：《法官与总统》，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转引自陈业宏等著：《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5页。在摩洛哥，国民议会建议国王任命最高法院1名正式成员和1 名候补成员。[63] 杨舶华等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5页。从理论上说，由人民直接选举政府首脑及其成员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鉴于操作上的困难或对选民情绪化的担心，[9]多数国家由选民直接选举（或者变相直接选举）的往往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如法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是变相的直接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总统在事实上已经由间接选举演变为一种直接选举。

[15]2、批准（或决定）由议会选举产生全体政府成员是不现实的，议会不能包揽太多，某些机构的性质需要其或高效运作，或独立运行，这使议会产生的部分人员主要采用批准（或决定）而不是选举的方式。塔夫脱先生在谈到法官罢免权时说，‘我毫不犹豫地说，这将是将一把斧头对准生长得很好的自由之树的根，使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证无可救药地听命于选民中暂时占多数的人的一时冲动。作者简介：马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涉及高级官员一般适用的是弹劾制度。

虽然在对事监督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人的监督，但对人的监督总是需要通过对事的监督来实现的。（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这种制度设计的粗糙显然不利于权力的稳定和操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权力人的不公平。[54]（二）免的对象即免谁的问题，一般有任就有免，绝对不可免的是皇帝，皇帝的下台只能用非法的形式，如政变，起义，打倒，暴力推翻等。

趋势将是‘以一个没有骨气、优柔寡断、胆小如鼠、活像一根随风倒的芦苇似的法官，来代替大无畏而独立不羁的法官。三是提名者与批准（或决定）者之间的关系（如总理和议会之间的关系），这应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提名者的提名对批准（或决定）者是一种制约，批准（或决定）者的批准或不批准，也是对提名者的一种制约。根据罢免权的制度，地方行政首脑的任期按照全体选民的意见随时可以终止。[12]间接选举一般是议会选举，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成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选出半数。[12] [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著：《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0页，有关争论可参看该书第991-994页。[2] 刘向文著：《俄国政府与政治》，五南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拥有任免权、监督权的机关是拥有任免权、监督权的权力人，是任免权、监督权的行使者。[38]但仅有这些条件显然还是不够的，因此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惯例性条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最高法院院长中，除第一任院长沈钧儒外，其他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拥有一定级别的职务。

议会任命较之议会选举、议会决定、议会批准等形式是较为少见的，笔者认为，议会任命实际上就是议会决定、议会批准等形式（不同于议会选举），如德国《宪法法院法》第3条第3项规定宪法法院法官的资格时用了任命一词，但在第5条第1项中又用了选出一词，而第10条则明确规定联邦总统任命当选法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等），也就由常务委员会免。

近年来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引咎辞职已不少见，如2003年12月，重庆开县罗家16号井突然井喷导致243人死亡，2004年2月15日吉林市因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54人死亡、70人受伤，2004年4月中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先后引咎辞职，原因是他们要对相关的责任事故承担领导责任。[8] 笔者认为议会的任免权应当被视为不同于立法权的另外一种权力，而不是立法权的一部分。

（宪法第3条第3款），但即使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并不能包揽一切事务，不能代替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能，而只是组织其他国家机关，并监督其工作。在法律上，女王有权任免国务大臣，但实际上自1834年起，无不接受首相的建议，即由首相组阁提名，女王在形式上予以任命。[19] 议会选举产生有关人员时主席团是唯一的提名人，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议会的民主精神，值得怀疑。[32]（四）任的条件即任什么样的人？是否有条件限制？这些条件是法律条件还是惯例性条件？对选举产生的人员的条件通常有明确的法律标准，但这些法律资格的限制往往是底线性的，如对议员的限制，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众议员的当选条件是二十五岁以上，成为合众国公民已满七年，在一州当选时已是该州居民。

组织其他国家机关通常是通过选任（选举或决定）其它国家机关领导成员来实现的，如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任免权的范围包括中央一级所有国家机关的领导人，[90]通过对他们的选举、决定来组织这些国家机关，从而构成国家机关的横向体系。由于在责任内阁制国家一切政策均由内阁决定，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所以不信任投票只能适用于内阁，而不能适用于总统和君主。

如果在选择法官时，司法部的代表已经同参议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兰色回执就不会退回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21]虽然由上级机关任命公职务人员或官员的方法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民主的方法，但有些工作涉及到专业指导和技术安排，出于这样的需要，并根据职业官员的原则，任命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些方法，据说他们按民主制的思路缓和和改进了这种独断方法：例如，一切职能部门的最高官员——即部长——均须取得或人民或人民代议机关的信任。

关于当时部分人主张应该对法官实行罢免的意见，可参看该书第111—114页。因此法官如果没有违法犯罪等行为，就不应被撤换，而因违法犯罪下台在性质上应属于弹劾而不是罢免。

[14]众议院曾在1801年选举杰斐逊、1825年选举昆西·亚当斯为总统，即是国会在特殊情况下行使这种权力。第2款对缺位作了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人选。自此以后，又有多位地方政府首长因为各种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政府总理的任之权受国家元首和议会共同制约（但主要是受议会制约）的，如在我国由总理提名部长，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国家主席任命（宪法第62、67、80条）。

[64]各国弹劾案的提出基本有四种模式（议会中的下院提出。只免职，如需判罪应另行起诉于法院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见刘向文著：《俄国政府与政治》，五南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59] 杨舶华等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46] 我国宪法第67条第11、12项。